[31] 严复：《与梁启超》之三，《严复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页。
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国家与社会分离，政治与经济二元化，小政府、大社会的良性社会结构。这样的周而复始是在以史实宣告，对于像行政法学、宪法学等这样具有高度政治性、社会性的公法学科，不能简单地移植域外的制度或学说，而应深入考察被移植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爬梳制度或学说的问题意识与制衡体系。
厘定行政组织实质合法性边界的努力，并非完全发生在民主代议过程或司法过程之中，更不是诉诸行政组织法典化的建构，而是借助一种非正式的、自下而上的民众行动的方式。但也有学者并不相信可以化约的道德的存在，在他们看来，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法律之外的共识难以达成，如果形式的正义存在缺漏，就应该通过程序正义实现修正。但在中国政府的各项改革和决策推进中，以红头文件形式出现的行政规定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权力清单。[6]22社会主义法系的基本理念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法制，尤其是行政法的发展。7.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
(21)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程的描述及评论，可参见王克稳《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及其法律规制》，载《法学研究》2014第2期，第3-19页。行政过程逐渐增强的政治性呼唤新的民主根基，奠立于代议制民主根基之上的传统控权行政法学理论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
[26]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3-124. [27]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2. [2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5-137页。[83]王叔文，见前注[6]，第7页。要么则在一种超法秩序（extra-legalorder）上理解根本法，忽视了宪法自身作为法秩序中规范的存在样态。[54]王叔文，见前注[6]，第93页。
这种反思性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作为治国理政的总章程，中国宪法本来就有实践理性与实用主义的性格，善于、习惯对正反经验进行反思、总结和确认。人民宪法所谓理解的权利不同于诞生于18世纪西欧市民阶层所追求的市民权与自由权, [38]由于中国宪法蕴含的公民个体与人民主权之同构性和非对抗性，因此个体的权利首先是一种民主权利，是平等参与建构共同体、实现共同意志的权利，这种权利构成了其他自由权的根据，正如参与现行宪法制定的学者深刻谈到： 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三十四条（选举权）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
传统—近代框架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模式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正如默勒斯相当深刻地指出，国家权力的组织与结构问题应该与一种规范性的政治理论相结合，而不能以功能性思考取代正当性思考。六、结语 在学理上深入探究依宪治国的中国逻辑是我们坚持依宪治国的理论前提，也是宪法的中国学应有的理论追求，更是超越西方宪法观为我们设定的时空秩序、寻求宪法的中国主体性之必然。[74]例如鲍肯弗德提出从政治权力的属性来认识国家和宪法的本质，国家是统一的人类行动框架，现代国家必须依靠宪法在建立集中统治权、最高管辖权和最终政治决定权三个方面获得民主正当性。
[8]人民共和国宪法观并不否认外力对于中国立宪、行宪的影响，但冲击—回应模式只是另外两种宪法观的基础：辛亥革命以前和辛亥革命以后的若干年间，中国一切有志救国的人还只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向去寻找中国的出路, [9]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将回应变为一种对侵入者制度的比附，中国彻底沦为历史进程中西方文明的伴随物。[21]See Dieter Grimm, Types of Constitution, in Michel Rosenfield and András Sajó(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98-133. [22]Ibid., p.115. [23]Grimm, supra note [21], pp.114-116. [24]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16. [25]（英）洛伦佐·萨巴迪尼：英国内战时期的人民主权和代表理论，载（英）理查德·伯克，昆汀·斯金纳：《历史视域中的人民主权》，张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169页。[59]Bockenforde, supra note [50], p.167. [60]See Stanley L. Paulson, Gesammelte Schriften by Adolf Julius Merkl, Ratio Juris, Vol.17, No.2, 2004, pp.263-267. [61]See Hans Kelsen, General Theory of Norm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p.6-13. [62]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20页。上述极富中国特色的内容深刻反映出有机宪法与机械宪法决断宪法与契约宪法的根本差异。
宪法文本本身为立法提出了要求。宪法作为总章程, 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恰恰说明它不是契约论预设的抽象时空的产物，不是自然状态的虚拟，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势下确认成就、总结经验、分析当下、决断未来的时间表、路线图与任务书，充满实践智慧，反映了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政治成熟与对自我存在状态的自觉把握。
因为，无论是清末改良派最初提出的立宪救国，到清廷的仿行立宪，还是辛亥革命后以一部临时约法行宪护国，乃至后来各种政治势力利用一些资产阶级宪法的形式装点门面, [4]另外两种宪法观都是西方中心论在宪法中的观念投射，即从属于欧洲体系的中国形象，是以世界为榜样、以世界为标准来斟酌中国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这种理论气魄在现行宪法序言中达到顶峰：《序言》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其中有四件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尽管中国宪法实施也蕴含着重要的人权保障目标，但它不是通过直接在具体法律争议中适用基本权利条款来实现，治理型宪法更多将其纳入国家宏观制度设计与安排中，通过执行这些制度来发挥权利保障功能。但这种观念认为，宪法作为最高法是由于效力上的最高授权地位、而非内容上的根本重要性。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解释基本经济条款，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39]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54页。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习近平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71]参见（德）克里斯托夫·默勒斯：《德国基本法：历史与内容》，赵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5页。[35]舍勒，见前注[7]，第68-245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当然就包括审查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不符合宪法规定、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内容。除了通过完备的立法推动宪法实施，国务院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常委会页通过制定和修改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保障宪法在职能范围和本行政区域内得到实施。
现行宪法最初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阶段性设计，也没有对所有制与分配制，公有制的实现方式等进行精细规定，导致宪法规范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从1987年第一次对现行宪法修改开始，通过明确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1993年修改宪法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99年统合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为非公有制经济，并在2004年赋予其更加合理的宪法地位，充分释放了宪法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制度优势，建立起了公有制基础上，充满弹性的基本经济制度。[99]其他国家机关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存在合宪性问题的，要及时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依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
因此，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宪法多次修改，做了很多新的战略决断，但这种变动与西方某些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同样频繁修改宪法，包括中国近代历史上各种宪法性文件先后出现有本质不同。人民宪法形成了以总章程和根本法为两轴的基本框架，并通过宪法实施服务于治国理政的目标，进而建构了适应这个逻辑要求的全覆盖合宪性审查。[58]三是作为paramount law而存在的根本法（最高法）, [59]以梅克尔—凯尔森的层级结构规范理论为基础，宪法成为实证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效力，下位法不得与之抵触的规范。[82]上述例子均见习近平：深刻认识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97页。
[13]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97]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杂志2021年第5期，第10页。
[79]习近平，见前注[16]，第201页。[94] 相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在组织、功能、职权上都与争讼模式不同，这是一种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基于高度集中的审查权，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它与被审查主体之间不是居中的裁决机关，也不是专门的宪法审查机关，而是一种机构主权机关，即被审查主体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也可以说它是根据人民的授权直接行使最高治权的国家机关。
其次，人民共和国宪法观解构了传统—近代框架。格林总结，将所有国家机构列为宪法授权与制约的对象是现代宪法最基本的功能。
[37]刘少奇，见前注[3]，第30页。[69]可以说治理型宪法是中国区别于西方传统宪法观念的又一个重要特征，[70]我们可以把它的要义概括如下。摘要: 人民共和国宪法观是依宪治国的理论前提，也是宪法的中国学得以形成的基本立场。历史地看，这些变动都涉及不同主体对制宪权的根本争夺，例如法国大革命胜利后不断出现的革命—复辟浪潮中的宪法变动，纳粹政治对魏玛宪法的打破等。
[100]这是典型的事后审查。从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开始，中国的宪法文件对国家如何组织、如何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国防、外交等方面，在治党治国治军等领域，形成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重大国家战略判断，形成了根本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社会文化制度、重大大政方针政策等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人权保障、国家统合等各种重要治理目标。
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78]习近平，见前注[16]，第215页。
按照博丹（Jean Bodin）的考证，主权意味着最高、不可分的权威，任何一个具体机构分享的只能是治权，[32]18世纪康德也区分了统治形式（主权形式）与政府形式，因此议会主权实际上并非论证主权的实质代表，而是论证一种政府形式，所以导致同期平等派对议会专制主义的批评。[80]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 《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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